400多年前，当利玛窦带着《圣经》和机械钟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利玛窦也因此成为中国钟表业的祖师爷。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的钟表店都供奉其塑像，这可能是唯一一个享受到中国香火的欧洲人。

　　明代的文人笔记中记载：“西僧利玛窦做自鸣钟，以钢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时则其声十二。”（《云间杂识》）

　　这个能自动鸣响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国人惊得目瞪口呆”。用西方人的话说，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按明朝人的说法，就是“秘不知其术”。

　　我们常常将战争视为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其实在此之前，钟表和历法作为现代文明的预言者，就已经深深地震动了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檐曝杂记》）

　　事实上，就连中国人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早在500年前，中国就制造出了准机械钟——水运仪象台。它在机械结构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原理，集天文观测、天象表演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它的报时装置为一组复杂的齿轮系统，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不等，其锚状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

　　这台带有水钟色彩的机械钟每25秒落水1斗，每刻钟转1周，1昼夜转96周，每日误差不到20秒，其精确性之高直到惠更斯发明摆钟才被超越。

　　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据此认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械式钟表，“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恰好是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50多幅机械传动和零部件的透视图和示意图，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制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水运仪象台包括齿轮系统，全部为铜制结构，当时中国的金属加工技术可见一斑。

　　对于西方传教士，明朝皇帝并不感兴趣，但并不介意收下他们的礼物。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钟表有两个，一个是有钟摆的大钟，还有一个是由发条驱动的小钟。当皇帝喜欢上钟表，他很快就发现离不开送钟表的人了——

　　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们也打算把神父们留下，怕的是如果有一座自鸣钟出点毛病，没有人修理。他们讲述了皇帝怎样留下自鸣钟不被人取走的动人故事。皇太后听说有人送给皇上一架自鸣钟。他们谈到它时使用了这个名词。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它，到时候就决定留下了，同时他又不想拒绝她的要求，便把管钟的人叫了来，要他们把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她儿子。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并没有引发人们关于时间、机器、理性等观念的改变。从利玛窦开始，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重要的敲门砖，紫禁城里为此还专门增设了一个“做钟处”。

　　在很大意义上，“西洋钟”极其中国化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

　　宫廷作为传统政治的主要现场，其最大特点是神秘。机械钟的到来，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漏刻；与漏刻相比，机械钟更容易普及和携带。这虽然削弱了时间的神秘性，但却丝毫未能削弱时间的权力本身。在所有的时间中，只有皇帝的时间是正确的，这就是时间的权力。

　　乾隆时代的权臣傅恒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不仅家里四处放着钟表，而且让每个仆从都在腰间悬挂钟表，以便互相印证。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时间从容上朝，却发现乾隆比他先到，“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累日”（《檐曝杂记》）。百年后的袁世凯曾有名言：“这普天之下，只有太后一个人的表是准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各种新奇的奢侈品憎恶至极，曾有人进贡给他一个精巧的水钟，竟被他砸碎。

　　清代皇帝大都钟情于西洋钟，尤以康熙、乾隆为最。康熙写过很多诗，其中与西洋钟有关的诗均以《咏自鸣钟》为题，其中一首写道：

　　在康熙时期，一座自鸣钟需纹银5000两。物以稀为贵，昂贵的机械钟因此成为一种用来炫耀权力和身份的理想媒介。

　　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些进口的西洋钟外观上一般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楼台亭阁塔造型；其机械装置的重点也不在于时间，而是驱动造型中的人物或者动物做出各种机械动作。

　　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时间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人们购买“自鸣钟”多半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

　　据说有一批西洋钟表运到中国后，因为质量问题而“默不作声”，洋商吹嘘说：“布谷鸟”只有在谷雨时节才“婉转而鸣”。中国士绅更以为神奇，竟趋之若鹜。

　　清代中期人口剧增，农业溢出效应使得工商业发展极其迅猛，尤其是南方，已经形成许多世界闻名的手工业重镇。18世纪之后，中国生产的钟表几乎可与英国钟媲美，而价格只有其三分之一；只是这些中国钟表都有一颗外国的“心”，因为他们唯独仿制不了最核心的发条。

　　事实上，即使比洋钟走得更准，中国消费者还是宁愿拥有一只不准的洋钟。钟表作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消费品，昂贵也是“身份”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最惊异的莫过于惊醒她的那只挂钟了，“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王熙凤将一台自鸣钟卖了560两银子；冯紫英用“一个童儿拿着时辰牌”的自鸣钟，外加24扇隔子，要价5000两。

　　对一些人来说，欲望只有通过囤积才可以满足。当他买了一只钟表后，他就会买一屋子钟表。这些钟表一般都没有机会正常运行，它们只是被用来看的，看它们华丽的外形和做工，唯独不是“看时间”。

　　一本清人笔记中这样写道：“泰西氏所造自鸣钟，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啸亭续录》）事实上，西洋自鸣钟已非“玩具”可比，在很多大户人家，自鸣钟被放置在中堂的供桌上，似乎要取代列祖列宗的牌位，瓜分初一十五的香火。

　　在贪官和珅被查抄的物品清单中，包括大自鸣钟19座，小自鸣钟156座，桌钟300座，时辰表80个；最神奇的是，他有一件衣服，上面的纽扣竟然是用几十个小巧的金表做成的。

　　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农业中国成为前现代世界最大的钟表市场之一。

　　当时的中国阔人买钟表，都是成双成对地买，这让西洋人大惑不解。拥有两只钟表的好处是，可以知道哪只表走得更快；坏处是，不知道哪只表走得更准一些。但对一个成功的中国人来说，他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但知道自己有几对表。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帝国只是喜欢将成百的钟表、手表收藏起来，而根本没有想到应当把这些钟表、手表所蕴含的技术推广开来。”

　　同样一个钟表，在西方是制造时间的机器，在中国则跟花瓶或鼻烟壶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权贵的“玩意儿”。

　　据说，光绪年间有大臣要将一只西洋钟献给慈禧太后作寿礼，事先请李莲英过目。此钟设计精巧，每到午时，就有木偶小人出来，自动展开“万寿无疆”四字。李莲英问：“万一这玩意儿出点毛病，只展开‘万寿无’三字，你们家还能有活口吗？”大臣吓出一身冷汗，赶忙请教。李莲英指点迷津：“这四字改成‘寿寿寿寿’吧，咋坏都是‘寿’字。”

　　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个个都是“崇洋”的钟表囤积狂，这与欧洲国王对中国瓷器的贪婪如出一辙。

　　早在顺治时，宫廷就设有专为皇帝制西洋钟的造办处；康熙时又设自鸣钟处，技师达百余人，其中不少都是重金延请的欧洲机械师。

　　荷兰人被赶出台湾后，便开始给清朝进贡，大小自鸣钟是必不可少的贡物。康熙二十五年（1686），还以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的名义奉上一份贡表，表词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池北偶谈》）

　　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着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4000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的能工巧匠之手。

　　乾隆二十一年（1756），皇帝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要其“不惜代价，再觅几件大而好的洋钟贡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洋镶钻石推钟一对，洋珐琅表一对，镶钻石花自行开合盆景乐钟一对”；广东巡抚德保进贡“乐钟一对，推钟一对，洋表一对”。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每年由粤海关进口作为贡品的自鸣钟都在130件以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粤海关进口的自鸣钟和时辰表等共计1025件。乾隆五十八年（1793），粤海关用来给皇帝购买钟表和其他机械制品的花费就达10万两白银。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乾隆时期，进贡给皇帝的钟表超过2700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洋钟基本都是英国制造。东印度公司每年要从伦敦购买价值超过2万英镑的钟表带往广州。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出公使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当时世界两个最大帝国间的首次互访。

　　为了这次跨越半个地球的东西方约会，马戛尔尼如同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带来当时英国最好的礼物—代表工业时代的科学仪器和机械设计，包括天体仪、地球仪、反射望远镜等29种。

　　但在清朝的权力精英眼中，这些形制古怪的洋玩意儿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贡品”和“玩好”。“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为了向英国客人炫耀天朝上国的各种奇器珍玩，乾隆特意开放了所有馆藏，果然令马戛尔尼自叹不如——

　　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送来贺礼，也是一座自鸣钟。上面还特意请人用汉字镌刻了一副对联：

　　这礼物貌似贵重，但在中国，“送钟”的谐音是送终，很不吉利。对清朝皇帝来说，“日月同明”也是极其犯忌的。此时，大清帝国已经日薄西山。

　　在此之前，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本文摘自杜君立著《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天地出版社，2023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