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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艳:邻居麦瑞 短篇小说

  客厅的灯依然亮着,只是光圈调到了昏黄色。爷爷在哭泣,爷爷怎么了?我胡思乱想着,爷爷发现了我。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的老伴了。”......

  十多年前,我们住在爷爷家里。爷爷家在旧金山湾区罗斯奥托斯小城。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从哈佛毕业,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那时罗斯奥托斯,一栋两千英呎的别墅才五万多美元,如今已涨到两百五十多万美元了。爷爷家有三室两厅,我带着孩子住在爷爷卧室隔壁的房间。那是整栋房子的主卧,里面有卫生间,衣帽间,内侧的边门直通后花园。

  我们第一天搬来时,爷爷和他的同事一起去纽约开会了。迎接我们的是爷爷的邻居麦瑞。麦瑞大眼睛,白皮肤,一头金黄卷发,非常漂亮。她热情地招呼我说:“这间屋子,从前是教授和他夫人的卧室。”麦瑞叫爷爷为“教授”。

  我把行李安顿好后,麦瑞就带着我参观爷爷家的每一个房间。告诉我洗衣房在厨房后边,垃圾桶在后花园。然后热情地邀我去她家里坐坐。她家的客厅很大,除了整套组合沙发,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墙上挂着三个孩子和她的照片,却没有孩子爸爸的影子。

  我有些纳闷,她却爽快地说:“我离婚了,这栋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后,前夫每月还给点养育费,但有时拿不到。”都说美国男人离婚离不起,像麦瑞前夫这样净身出户的,不在少数。

  通往客厅的走廊里,有一匹色泽暗淡的小木马。麦瑞说那是她前夫家族留下来的古董,代代相传,有两百多年历史。我惊讶他们的保管,若是我们家,别说两百多年,五十年内的家具也找不出一件。

  爷爷是格雷特的爷爷,也就是我丈夫彼得的父亲。我丈夫彼得远在哈佛大学读书,对他父亲的照顾鞭长莫及。奶奶去世后,爷爷找过两任房客。(房客就是帮助爷爷做饭提供免费住宿的人)

  听爷爷说,两任房客都与麦瑞闹得不欢而散。爷爷不会告诉我具体内容,但两任房客都是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前些天,我们在东亚系开会,因为都是中国人,一下就认识了。

  那天麦瑞告诉我她的婚姻状况,还告诉我她是理疗师和酒吧钢琴演奏员。为了让我相信,她打开三角钢琴,演奏了一首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音乐在我耳畔回荡,我仿佛看见曲子里妇女们快乐的生活场景。这一定是麦瑞向往的美好生活。一曲终了,麦瑞不无伤感地说:“美好的生活在音乐里,现实是残酷的。”

  我们离开时,麦瑞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让格雷特叫她大妈妈。格雷特是那种嘴巴很甜的小男孩儿,只要有糖吃,一连叫了好几个大妈妈,叫得麦瑞抱起他亲了又亲。

  跨进爷爷家门,偌大的别墅只有我们母子俩。到底人生地不熟,内心空荡荡,孤寂感油然而生。因此,一到黄昏,我生怕有不速之客,把每一扇门都关得紧紧的,还反锁上了。这时我丈夫彼得来电话说:“你别出去。有人敲门,别开。”我丈夫彼得后来又补充说:“这小区原来是非常安全的,但前阵子出了一桩人命案子,还是谨慎些为好。”我丈夫彼得的补充,无疑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初冬的天气,傍晚五点多就全黑了。打开爷爷家的冰箱,里面装满了面包、鸡蛋和生菜,还有美国肉饼。我煮了一锅饭,炒了鸡蛋和生菜。在爷爷家的第一顿饭,我们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吃过晚饭,我早早地哄孩子入睡,自己钻进了爷爷的书房。本以为可以安静地看一会儿书,没想到门铃“吱啦啦”地响起来,吓得我心“怦怦”直跳,大气不敢喘一下。最要命的是门铃把格雷特吵醒了,哭声回荡在整座房子里。

  我对格雷特说:“别哭了,坏人在敲门呢!”两岁的孩子哪管那么多,被吵醒后,使劲儿地哭。哭声和门铃声,此起彼伏地交错在一起。我在慌乱中只记住一点,管他是谁,绝对不能开门。

  格雷特重新入睡后,门铃还在响。这吓人的“吱啦啦”响的门铃,大有不开门绝不罢休的味道。我悄悄地走到门边,想从门缝里看看外边的动静。然而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是男是女。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回到书房。

  爷爷的书真多啊,那些英文版的、法文版的、中文版的书籍吸引着我。爷爷是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的,书橱里竟然有中文版的乔治桑小说。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想做作家,那就必须读读乔治桑的书。

  我不是作家,我是历史学博士生,但乔治桑的书对我同样管用。我非常欣赏乔治桑和萧邦的爱情,简直就是互相成就。音乐和文学,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结的果。我这么想时,耳畔响起了萧邦的《夜曲》。一曲终了,我才发现家门口的门铃声不响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从前爷爷和奶奶睡过的大床上,格雷特就睡在我身边。因为我们刚搬来,还来不及买儿童床。我想起我和彼得结婚时,奶奶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我和彼得都在波士顿上学。我只见过爷爷一面,是爷爷来波士顿开会,邀请我们一起吃顿晚餐。印象中的爷爷风趣幽默,但我带着格雷特一起搬来陪伴爷爷住,倒是我丈夫彼得好说歹说把我哄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家的电话铃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赤着脚,三脚两步地去客厅接电话。原来是隔壁麦瑞,她在电话那头指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开门?”还没等我解释,她又说:“半夜三更孩子哭闹,吵得我一夜没有睡好。”我表示抱歉,她却懊恼地挂断了电话。我第一次领教了麦瑞的脾气,感觉她不是省油的灯。

  爷爷不在家,格雷特午睡后,我像个偷窥者那样,到爷爷书房里东瞧瞧,西看看。我忽然发现书房的角落,有一架立式钢琴。钢琴上面堆满了书、画册,还有三四本影集。出于好奇,我首先打开影集。那里面全是色泽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从画像翻拍的。

  仔细一看,那些画像上还标着年份,1789年、1802年......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画像来自遥远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是学历史的,必然想到研究,如获至宝。只是我有点做贼心虚,慌慌张张地将这些照片全部翻拍下来,保存到电脑里。

  格雷特午睡醒来后,我给他坐进儿童车,推着他去附近超市买牛奶、糕点、婴儿奶粉、尿不湿和卫生巾等。初冬的季节,地上满是枯黄的落叶。风一吹,婆娑起舞。我们刚进超市,远远地看见麦瑞在拿免费品食品。为了不让她难堪,我推着儿童车绕道而行,先去买尿不湿和卫生巾。

  也许这家超市太会经营了,长条桌上摆着免费赠送的卫生巾,两只一包。我忽然发现麦瑞不知什么时候晃了过来,一下全拿光了。我心里有点暗暗吃惊,趁她没发现,很快转到了糕饼部。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饼干,还有专给婴儿的磨牙棒。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喜欢吃椰子饼干,我就想买些回去。正在寻找椰子饼干时,格雷特眼尖,看见了邻居麦瑞,兴奋地大声喊:“大妈妈,大妈妈。”

  原来,麦瑞又晃到糕饼部来拿免费食品了。那里的小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盆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免费品尝饼干。麦瑞将玻璃盆子里的饼干,全部倒入了自己的手提包里。我别过头去当作没看见,假装在货栏里寻找食品。

  “别客气。不过我有事需要你帮忙。你等下回去,到我家来帮我抬一下钢琴,我想挪个地方。”

  麦瑞满意地点点头,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给格雷特道:“叫我大妈妈。”我还没等格雷特开口,推着儿童车与麦瑞道别。心里想,麦瑞一个住豪华别墅的体面美国女人,怎么就像个穷要饭的?

  我在付款处,结识了一个上海来的外婆。她带着她的两岁外孙女,看见我是中国人就与我搭讪,还给我她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她的住址离爷爷家不远,可以说是一条街上的邻居。我也给了她我的手机号和爷爷家的地址。我们好像都单纯得没有一点防范,大概这就是异国他乡遇同胞的缘故吧!

  我从超市回到爷爷家,立即带着格雷特去麦瑞家帮助搬钢琴。然而钢琴是个庞然大物,压在地毯上,轮子根本不会转动。用尽了吃奶力气,它巍然不动。我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我和彼得在波士顿搬家,那个书柜不能拆卸又非常笨重,彼得在书柜的四脚底下,塞进去塑料薄片就可以在地毯上移动了。我把这方法告诉麦瑞,但她说她家没这玩艺儿,让我回爷爷家去找。恭敬不如从命,我回到爷爷家东翻西找,从车库的工具箱里,找出来四个塑料薄片。

  麦瑞拿着薄片往钢琴脚下塞,可是根本塞不进去。她骂了一句粗话,双手一摊说:“没办法。你来试试吧!”我也不知哪来的灵感,忽然就塞进一片,接着第二片、第三片都被我塞进去了。钢琴脚下有了滑片,就有了推力,稍微用点力,就被我们推起来了。

  麦瑞哈哈大笑:“这办法真好,这四个薄片就留在我这里吧!回头我和教授说一声。”我有些惊讶,心想麦瑞怎么这样的?

  我和格雷特,已经在爷爷家住了三天。这孩子每到半夜三更,就哭闹不止。隔壁麦瑞意见很大,说我白天给孩子睡多了。如果格雷特再这样哭下去,不仅是麦瑞,爷爷回来一定也会头痛的。我丈夫彼得曾说:“我爸总是子夜才睡,早上六点即起床。”也就是说,后半夜对爷爷的睡眠至关重要。

  从前,格雷特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哭夜。这初来乍到的,莫非爷爷家有什么鬼魂在屋子里飞?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就做大扫除。将家具重新摆放,把大床靠到墙边。这样格雷特不会滚到地上,还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谁都不愿意家里有个“夜哭郎”。一连三天,我都被他哭烦了。想起母亲从前告诉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就是真正的“夜哭郎”。母亲气得把我扔到厨房,由我哭闹去。如今,我儿子格雷特也成了“夜哭郎”,我却无处可扔。我正在犯愁,接到了上海外婆的电话。她问我,此刻她正带着外孙女路过爷爷家门口,是否可以进来坐坐聊聊天?

  这样的要求,换在我自己家根本没有问题。但我初来乍到,爷爷还没有回家,我自作主张邀请还不熟悉的朋友进来,好像不大妥当,便撒谎说:“不好意思,我不在家里呢!”

  上海外婆在电话那头说:“没事没事,那就下次吧。反正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下次我再来看你。”

  我就这样婉拒了上海外婆,以为可以马上挂断手机。谁知她在电话那头,东拉西扯地聊开了。仿佛憋闷了多年无处倾诉的话,像竹筒倒豆子那样“哗啦啦”地倒了出来,完全不顾我爱听不爱听。我不好意思搁断她的电话,只能奉陪着。原来上海外婆的女儿是养女,女婿是白人。女婿在硅谷一家电脑公司做工程师,女儿是小学教师。

  上海外婆的丈夫,婚后不到十年因肝癌去世。她说是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前些年女儿怀孕,她过来帮忙,这一来就没再回上海。宛如带她女儿小时候那样,外孙女也是她一手拉扯着的。只是许多时候吃力不讨好,总是遭到女儿女婿的数落。

  上海外婆对她这个洋女婿,心里有诸多的不满和怨恨。我想上海外婆一定是太孤独、太寂寞了。与我还不熟悉,就把家底都倒了出来。我有种莫名的感动,但不知该怎么来安慰她。也许,我的倾听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吧!

  我带着格雷特在爷爷的书房里看书。爷爷的书橱里,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儿童绘本。也许是爷爷小时候读过的书,虽然颜色枯黄,但色泽依然绚丽。我用英文朗读给格雷特听,读了一本又一本,最后读到一本中文版的《夜哭郎》。这封面是个男孩子,挂着两滴滚圆的眼泪,很像格雷特。

  格雷特“哈哈”笑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绘本上的图画。我就是在这个绘本里,得知一个传说:有一种“夜哭郎”是受了惊吓,只要在一张黄纸上写下“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把这段话,贴到有行人路过的地方,小孩就不哭夜了。

  这事儿看起来很神,但哪会真有这样的效果?不过试一下也无妨,如果格雷特每天没完没了的哭夜,岂不是要把我逼疯了?

  我在爷爷的书桌上,找出来一张黄纸,还找出来一支黑色记号笔。我把这段话抄到黄纸上,又在爷爷的书桌上找出来粘胶带。爷爷的书桌像个杂货铺,啥东西都应有尽有。我对格雷特说:“咱们去贴天惶惶地惶惶吧!”

  我在爷爷家门口的这条直街上,只要看见电线木杆就贴一张。当然大部分路人,根本看不懂我写的中文字。有些人出于好奇,专门走过来看我贴的黄纸。他们冲我摇摇头,意思看不懂。我用英文告诉他们,这是“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他们听后笑起来,摸摸格雷特的头说:“今天晚上不会哭夜了吧?”

  格雷特才两岁多,不知道自己半夜三更哭闹。不过出来贴黄纸,就好比是玩耍。我把他抱起来,用他的小手摸摸电线木杆上的黄纸。他高兴地雀跃着,摸了又摸。

  这时麦瑞朝我们走过来,老远喊:“不能乱贴纸张,赶快撕下来。”我没吭声,心里想别人贴的标语,怎么不见撕掉的?当然,我不会和她唱反调,借口回家做饭,推起儿童车就走。这时格雷特朝麦瑞嚷着:“大妈妈,大妈妈。”

  格雷特这一嚷,就把麦瑞嚷来了家里。麦瑞撕掉我贴在电线木杆上的黄纸,揉成团扔到了爷爷家的垃圾桶里。然后跟我说:“今天,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回家吃饭,我就到你这来蹭饭啦!”我说:“晚上我们吃水饺。”她说:“我最喜欢吃中国水饺了。”

  我“唉”一声,心里想遇上这样的邻居算我倒霉了。不过,我礼节性地招待了她,给她盛一大碗水饺,再给她摆好饺子调料和饮料。麦瑞坐在紫红色的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了,她说:“嗯,这饺子太好吃了,再给我来几个?”

  麦瑞吃饱喝足,盘子和叉一放就走了。她说她要回家等孩子们回来。老大老二是女孩子,读八年级和十年级。老三是男孩子,读七年级。她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老三,正在叛逆期,最怕他跟着学校里的坏孩子吸毒。

  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想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三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不容易。这会儿,格雷特在地毯上玩积木,搭房子,我抓紧时间洗碗、收拾厨房。爷爷家的厨房,已经相当老旧了,橱门油漆斑驳,拉手也掉了。

  丈夫彼得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哄格雷特睡觉。他说明天他老爸下午从纽约飞旧金山,大约傍晚五点左右到家,让我准备好晚餐。他还说他老爸喜欢吃中国的酸辣汤,梅干菜扣肉。我丈夫彼得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让我去超市买食材,回来做给他父亲吃。好比中国的女婿去丈母娘家,总要带点礼品。我这准媳妇见了公公面,岂有不孝敬的?

  格雷特用中文叫他爸爸,就说成“发发”;这让我丈夫彼得,一直怪我没教好发音。他自己中文说得不好,希望儿子比他强。他说,他们家每一代起码有一个中国通,但到他这一代断档了。

  我搁下丈夫彼得的电话,格雷特已经睡熟了。因为这孩子哭闹了好几夜,一到晚上,我就惶惶不安,有种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晚上孩子哭闹时,有足够的力气抱他、哄他;我也早早地躺下了,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忽然滋生出许多担心。我担心恃候不好公公,也担心与麦瑞处理不好邻居关系,更担心她老来讨我便宜。纵然我能忍一时,也肯定忍不了长久。到时候是非曲折,不欢而散,在爷爷眼里,倒像是我的不好也莫可知了。为啥前两任房客都搬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啊!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倒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揉揉眼睛,发现身边的格雷特依然熟睡着,居然一夜没哭。难道这是中国民谣土办法的神奇效果?我内心升腾起一股对古人的敬意。

  这晚我睡得特别好,弥补了前几天的睡眠不足。早上起来精神朗朗,心情也不错。给格雷特起床、早餐后,就带上他去中国超市买食材了。

  梅干菜扣肉是绍兴菜,我的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看外婆做梅干菜扣肉,真香,闻得我直掉口水。没想到身为白人的爷爷,也爱吃梅干菜扣肉。前些年,我听彼得说过爷爷喜欢鲁迅,去过绍兴。

  爷爷最喜欢鲁迅的《野草》,还说鲁迅写《野草》是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前夜,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我相信爷爷说这些,绝对不是吹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中文比我都好。他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那些象形字我一个也看不懂,他却研究得津津有味。

  我们刚从超市回来,麦瑞就来了。她好像跟在我身后似的,冲我说:“凯丽,我的汽车坏了,但我约了十点的牙医,你载我去一趟牙科诊所吧?不远,开过去二十多分钟。”

  其实,这点小事她完全可以叫出租车,麻烦我就是为了省钱。我只能说“好吧,只是爷爷下午回来,我得准备晚餐。”

  “现在才上午呢!去吧去吧,等下回来我帮你。”麦瑞转身对格雷特说:“要不要和大妈妈一起出去玩啊?”

  “要。”格雷特一边说,一边开心地扑到麦瑞怀里。我仿佛又被麦瑞牵着走了,心里的懊恼油然而生。后来我把麦瑞送到牙科诊所,她说:“我看完牙医给你电话,你来接我回去。”

  下午五点多,我已蒸好了梅干菜扣肉,家里飘着香气。与爷爷一起去纽约开会的同事陈刚把爷爷送回了家;还把爷爷的行李扛进了书房。听我丈夫彼得说过,陈刚是华裔学者,单身,没结过婚,陪着85岁的老母亲一起过日子,是不折不扣的孝子。

  陈刚胖胖的身体,个头不高,在爷爷的肩膀下面,估计不到一米七。我用中文和他打招呼,他笑眯眯地邀请我去他的胡佛研究所参观。我说下次吧,他就开车走了。然而,我们不知道没有下次了。一个月后,他孤身一人再次去纽约开会,在旧金山机场贵宾室候车时,死在了卫生间的马桶上,待发现已经是两天后了。

  我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爷爷,都没觉得他那么高。这次才发现他足足有一米九几,头都快碰到门顶了。爷爷西装革履,还系着一根蓝领带,看上去很帅。由于旅途劳累,爷爷先要躺一会儿,准备七点起来吃晚饭。我把梅干菜扣肉热了又热,也许蒸得时间久,闻那香气就是我小时候外婆做的味道了。

  爷爷休息的时候,格雷特也睡着了。我一个人闲来无事,欣赏着被我翻拍到电脑里的爷爷家族照片。那几百张照片,就像一条历史长河。我惊讶十八世纪的时候,爷爷的祖上已经住着花园别墅房子了。

  那些先辈男人西装革履,年轻女人堆叠高耸的头发,穿着那时代越来越宽的帕尼埃裙撑,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穿着蕾丝高领,戴着大花帽子,就像我在某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难怪传到爷爷辈依然是哈佛博士,传到我丈夫彼得辈,也依然是哈佛的博士生。这是个有薪火传承的家族啊!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些照片里,想象的翅膀在我脑海里飞翔。

  听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晚餐后有吃水果的习惯。通常是草莓、蓝莓、菠萝等。因此前两天我去超市买了这几种水果,这会儿我洗了几颗草莓,又切了几片菠萝,在水果上插几根牙签,摆在一只白色盘子里,端到爷爷的餐桌上。

  爷爷就餐很有仪式感,小方巾盖在双腿上。虽然学会了筷子,但刀叉不能少。吃饭时,他和我谈起在纽约会议上遇到哈佛老同学,谈起那时候跟杨联升和洪业学习中文的有趣事儿。

  正谈到兴头上,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麦瑞说:“我来给教授做理疗啦!”爷爷看见麦瑞随即起身,仿佛早就约好似的进了书房。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略有所思地收拾残羹冷炙

  格雷特坐在童车里吃草莓,一首巴赫的曲子流淌在餐厅里。我想起彼得曾经说过,爷爷给麦瑞的理疗费相当高,但高到多少不知道。

  洗刷完毕,我带格雷特回卧室。在卧室里,我分了三个空间:一个书房,一个儿童房,一个卧室。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整体的,即使我坐到书桌前,也能照顾到孩子在“儿童房”里的玩耍。

  麦瑞在书房里,给教授做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的理疗。理疗不就是中国的按摩和推拿吗?如果是按摩,麦瑞应该知道身体分:手三阳、手三阴;足三阳、足三阴;哪些是阳经,哪些是阴经,起源于哪里,止于哪里。而推拿呢,则需要根据一些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理脏腑,治疗人体的一些疾病。这些中国东西,我估计麦瑞也许是不懂的;或者,一知半解的。

  麦瑞离开后,爷爷把我叫到客厅聊天。客厅里,那张米黄色的单人沙发是爷爷的专座。沙发旁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还有一幅爷爷的自画像。我忽然想起偷看他书房里的影集,并且翻拍下载,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没想到他说:“这是要留给你们保管的,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吧!”

  爷爷有五个孩子,彼得是他最小的儿子,上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爷爷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岂不是让我压力山大?我连连说:“不行,我不行。”

  我和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爷爷的手机响了,那是麦瑞来的电话。听她电话里的声音是想避税的意思,让爷爷用现金给她理疗费。这当儿,我趁机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躺下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本来我担心格雷特哭夜,会吵醒子夜才睡觉的爷爷。幸运的是,自从那天贴了“黄纸”后,格雷特果然不再哭夜了。倒是半夜三更的,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哭泣声。

  我披上衣服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客厅。客厅的灯依然亮着,只是光圈调到了昏黄色。爷爷在哭泣,爷爷怎么了?我胡思乱想着,爷爷发现了我。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的老伴了。”

  原来,爷爷是想他的妻子了。我有点尴尬地想退出去,爷爷却继续说:“她是我们家里最理解我、最支持我研究事业的人,也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想安慰他,但看见他眼中的泪从眼角散落下来;我不忍心一个老男人的哭泣,还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重新躺下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爷爷失去了他的妻子,就像失去了一半的支撑。我带着孩子搬来陪他住,能弥补他什么呢?除了给他做饭,我没法填补他内心的空荡。然而生活总要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我不能确定我们能陪他多久。

  与爷爷生活两三个月后,我知道爷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唯一开心的事,就是等麦瑞来给他做理疗。尽管价格不菲,有无效果不说,但爷爷心里却是高兴的。我想爷爷对这个邻居的特别关照,就是促使麦瑞对爷爷前两任房客闹得不欢而散的根本原因吧!

  现在,我仿佛替代了爷爷的前两任房客,虽然没有不欢而散,但我处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被霸道的邻居麦瑞使唤来使唤去的,心里相当郁闷。前几天,麦瑞飞洛杉矶看她姐姐,让我送她去机场。我终于鼓起勇气婉拒了她,结果她和我吵起来了。事后,她还向爷爷告了我的状。爷爷把这事儿告诉我,还告诉我说:“我给麦瑞一百美元打车钱,免得她为这事生你的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为邻居麦瑞介入到我们家里的生活而烦恼。我不能像先前两任房客那样不欢而散,一走了之。因为爷爷,我也不能与麦瑞彻底闹翻。所以面对麦瑞,我无计可施,只能尽量躲避。

  就在我尽量躲避麦瑞的那些日子里,一场灾难几乎让麦瑞彻底崩溃了。那天黄昏,麦瑞的儿子因为偷窃两个高中生的钱包和电脑,被他们一枪打中了脑袋,当场死了。这意外的灾难,让麦瑞吓得瑟瑟发抖,双腿一软就昏过去了。

  我不知道麦瑞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但痛失爱子还是让我心生怜悯。我忽然感到她的不容易,那些心里对她的抱怨,就在这一瞬间如烟云飘散。

  顾艳,女,国家一级作家。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著作32部,曾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上海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夜上海》《辛亥风云》,传记《译界奇人——林纾传》,诗集《火的雕像》《风和裙裾穿过苍穹》,散文集《岁月繁花》等。曾是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后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现居美国华盛顿特区。力臂滚珠螺母组件浸蚀磨损叶片角弹性构件